陆建德|陈西滢的无妄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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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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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陆建德



《现代评论》1924年12月创刊时陈源以笔名西滢发表文章《“非列士第恩”》,批评“北京Y大学”禁止排演王尔德的戏剧。第二年女师大学潮激化,鲁迅在杂文《论“他妈的!”》称他“西滢先生”。《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2005年)对他的注释是:“陈西滢(1896-1970),名源,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派成员。”陈西滢在武汉大学执教的时间较长,现在武大外语学院墙上还挂着他的照片,附有介绍文字:“陈源(1896年-1970年),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字通伯,笔名陈西滢。江苏无锡人。曾由英文转译俄国《父与子》等名作。1924年,在胡适的支持下与徐志摩、王世杰等共创《现代评论》杂志,主编其中的《闲话》专栏。1929-1941年在武汉大学外语学院开设英国文化课、英文小说课等,学识渊博,授课幽默风趣。”(陈西滢所译屠格涅夫《父与子》是根据英文和法文两种译本转译的。鲁迅的《再论重译》[署名史贲,作于1934年7月3日]中有这么一句:“遇到这种参酌各本而成的译本,批评就更为难了,至少也得能看各种原译本。如陈源译的《父与子》,鲁迅译的《毁灭》,就都属于这一类的。”《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35页)

再留意一下民国年间的武大如何介绍陈西滢。《国立武汉大学初创十年(1928-1938)》(涂上飙编著,长江出版社,2015年)第五章(“严格程序 延聘教师”)列出1938年文学院各系教师简介,关于院长陈源的文字最少:“教授,号通伯,江苏人,英国伦敦大学毕业。”这本书的第六章(“国立武汉大学的师资聘任”)也有关于陈源的记载:“陈源,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号通伯,江苏人,英国伦敦大学毕业,民国十七年(1928)9月到校。” 其他在国外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武大教师都是在登记表上写明的,如冯沅君为巴黎大学博士,陈剑翛为伦敦大学硕士,陈嘉则是威士康辛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的硕士,耶鲁大学的博士。

《国立武汉大学初创十年(1928-1938)》所反映的武大民国档案中有关的陈源的信息准确无误。他就读的大学是费边主义者创办于1895年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即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简称LSE), 属伦敦大学联盟。以普通读者的理解,“毕业”一词用于本科。如果复旦毕业的学生在北大获博士学位,履历上填写北大毕业,那就不应该。当然复旦(笔者母校)学生不会这样做。

但是现在一些出版物和网上资源称陈西滢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显然有误。日前读到的整版大文章《陈西滢博士学位系出于虚造?》
(载2021年2月24日《中华读书报》“人物”版)就是专门就此来纠错的。这本是一件好事,文中一些措辞却影响到陈西滢和一些相关人士的声誉。作者抄录了陈源(Chen, Leo Yuan)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原始学籍档案,发现他1918年秋季学期注册就读,1921年通过终考毕业,所得学位是理学士(Bachelor of Science, B.Sc.)。作者还查实,陈源从1921年冬到1922年10月,一直都在德国、法国游历,还去德国德累斯顿小住。《凡尔赛和约》签订后,马克不断贬值,陈源用手中值钱的英镑换成马克,在德国买了很多德文和英文书籍,1922年年底与表叔吴稚晖坐船从法国回到上海,即得北大之聘,再与吴北上拜访蔡元培(应该在1923年1月18日蔡元培为抗议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而提交辞呈之前)。里昂中法大学成立于1921年,吴稚晖是首任校长。此前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数百人要求享受中法大学学生待遇,未获同意就占领校园,法国警方干涉后事端平息,吴稚晖愤而辞职。上述文章作者还查阅了北大校史资料,找到陈西滢1923年1月入职北大英文系的证据。这个月下旬的《北京大学日刊》连续三天在头版刊发“注册部布告”,宣布下一期英文系几门课程“由陈通伯先生担任讲席”。(1923年的春节是2月16号,可以推断,陈西滢从春季学期开始执教北大英文系。)在这年9月26日《北京大学日刊》头版又有“注册部布告”,称“英文系主任陈源先生”在那一天“举行英文系入学试验”。作者由此猜测:“时年陈源年方二十七岁,如此年轻便出任北大英文系教授、系主任,仅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士学位(即便是荣誉学士学位)或是难以服众的。蔡元培用人向来不拘一格,又曾有为延揽陈独秀入北大而不惜为其造假学历和任职履历以满足教育部要求之前事,则陈源履历中之‘博士’学位之由来,有可能正是起于蔡元培之权宜虚造。”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蔡元培之权宜虚造”这一“可能”,尚无任何文字可以证明。这篇考证文章得出结论:“读史求实。一方面,我们通过白纸黑字的档案能够更为真切地了解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留学生在外学习的真实情况,真即真,假即假——陈源在LSE所修为学士课程,其博士学位系出于虚造,这一点不容模糊。另一方面,陈源之英文水平在其那一代留学生中既属顶流,他当时确系北大英文系教授、主任的合适人选,我们又当对其博士学位虚造一事给予更多‘了解之同情’。”

结语中“其博士学位系出于虚造”十个字,容易让人感到陈西滢本人也对此负有某种责任。假如作者在措辞上更加谨慎,“虚造”改为“误传”,就比较妥当。不应该忽略的是《北京大学日刊》“注册部布告”中称“陈通伯”和“陈源”为“先生”而非“博士”。

《陈西滢博士学位系出于虚造?》一文还是有不能自洽的地方。陈西滢1970年3月29日在伦敦病逝,作者提及1970年4月14日《泰晤士报》“悼词”(一般译为“讣闻”或“讣告”,收入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出的《陈源传记资料(一)》,16-17页)中关于陈源留学经历的叙述:“他在一战爆发之前便来到英国留学,其时还只是一个‘学童’(schoolboy),后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跟随拉斯基学习政治和经济学——只字未提陈源获得博士学位一事。” 笔者相信,《泰晤士报》这篇讣告的文字在发表前应该经过死者之女陈小滢的审核。陈小滢多年就职于英国广播公司(BBC),与英国媒体有交往,她一定非常看重《泰晤士报》的评述。陈西滢从1944年开始居住于在英国,直至逝世。1945年下半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筹备会和第一次大会,当选中国常驻教科文组织的理事代表,1966年退休。此后他仍寓居伦敦,身体迅速衰败。

关于一个人的学位、称号,必须看本人填写的档案材料。陈西滢自己在履历上填写过所谓的博士学衔吗?《陈西滢博士学位系出于虚造?》一文忽略了一个英国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的条件:在校注册读满九个学期。英国大学一学年分三个学期,也就是说,博士学位申请人一般都必须在校注册三年。费孝通之所以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两年完成博士论文,确实如作者所言,乃因他是以清华大学研究院硕士的身份去攻读博士学位的,清华大学读研究生的那几个学期得到认可,九个学期的要求就可以变通了。费孝通有《江村经济》的博士论文,陈西滢的博士论文又在何处呢?他就不怕人问起吗?如果陈西滢在北大和武大任职时蓄意虚造博士学位,他在谈到英国留学经历时还得在伦敦的居留年份上煞费苦心,比如含糊其辞或故意延长几年“游学”时间,不然明眼人就会发现有假。不熟悉英国大学的学制,又未曾细察《西滢闲话》中一些年份的意义,才会轻信或贸然代陈西滢编造什么“博士”的故事。1925年9月2日,陈西滢在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的同学刘叔和患重伤寒病逝,他在悼念文章里说到自己和刘叔和、傅孟真(即“五四”猛将傅斯年)一度同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那是在1920年秋。“1921年的年底,我到德国,在Dresden住了半年,六月到柏林,孟真、叔和已先在。那时中国学生从他国到德国的很多,大多因为马克价落,前去游历。叔和仍旧闭门读书,所以不到三个月,他已经可以勉强看德国书和谈话。我不久便去法国,又从法回中国……”
(《西滢闲话》,《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二期[1925年9月26日],11页)。显然,陈西滢1921年夏本科毕业不久就离开英国去德国了。这里所说的时间,与《陈西滢博士学位系出于虚造?》一文引证的德累斯顿大学留学生沈怡的回忆完全相符。可见他在1925年秋写《刘叔和》这篇文章的时候坦坦荡荡,如心中有鬼,有一些细节还不能披露,以便让读者产生错觉,以为他毕业后依然在伦敦读书。刘叔和1923年秋回国后曾是陈西滢的同事,在北大教了一年半书,所授课程是欧洲经济史。傅斯年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之一(当时人文组院士共二十八人,吴稚晖1865年生,年齿最高,比张元济还大两岁),包括胡适、王世杰在内的好几位是陈西滢的旧友。假如陈西滢此前以伦敦大学博士学位欺骗学界,早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就以直性子著称的“傅大炮”(傅斯年别号)就熄火了吗?陈西滢的妹夫浙大校长竺可桢和女师大学潮期间“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之一的李四光(两人为数理组院士,他们当时的婚姻都是由陈西滢堂妹陈淑做的媒)会容忍如此不名誉的行为吗?

那么陈西滢有博士学位一说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在他执教北大和武大的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里,并没有人称他为博士。但是陈西滢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不幸遇到无妄之灾。

《陈西滢博士学位系出于虚造?》一文引了苏雪林在《陈源教授逸事》中的一段话:“陈氏性情之深蕴不露,可于下面一小事看出。他留学英国,曾获有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可是,笔者和他在武大共事十余年,与他夫人凌叔华、留英好友袁兰子
(按: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袁昌英字兰子,丈夫杨端六)又是时相过从的好友,却从来不知他是个博士,为的他自己从来不说,别人也不提,直到前年文星书店替他再版《西滢闲话》,封底附有他简单的学履历,我才知道了。当时我倒惊讶了一阵子,并非惊讶博士头衔之如何珍贵,而是惊讶于他这个头衔怎么会保密到这么久长的年月!”这段文字的出处是苏雪林的散文集子《当我老了的时候》(北方文艺出版社,2015年,300-301页)。陈西滢晚景凄凉,疾病缠身,1970年3月29日病逝伦敦(详见《陈西滢年谱简编》,收入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张彦林著《闲话大师陈西滢》,217-244页)。据《苏雪林年谱长编》(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年),《陈源教授逸事》一文作于1970年4月14日。文中所说的“前年”或许是1968年。梁实秋1963年9月在台北家中作《重印〈西滢闲话〉序》,1964年1月台北文星书店出版《西滢闲话》,过了几年这本书再版,封底的作者学履历上有博士头衔。苏雪林落笔太快,她应该自问,文星书店的封底文字是否经作者本人过目。当时世界上还没有电子邮件,文星书店如果比较慎重,应该写信给陈西滢,详示拟在封底印上的文字,征询他的意见。但是书店都有逐利之心,不一定会专函远在伦敦的作者本人,请他来做最后的定夺。现在出版著作或举办线上学术活动,介绍作者或讲座人的文字一般都由本人撰写,这在通讯欠发达的六十年代是想象不到的。而且,出版社为了一点生意经,甚至可能抬高作者身价,编造学位。总之,对作者来说,文星出版社再版《西滢闲话》时印在封底上那份履历实在是无妄之灾。《西滢闲话》里的《吴稚晖先生的著作》说到书局出版吴稚晖的书,赚了不少钱,却不大顾及作者的利益:“这在吴老先生固然是不介介于锱铢,然而书贾利用贤者的心理,以图私利,也实在可恶。”这句话是否也能用于六十年代后期的文星书店?

据《陈西滢年谱简编》,陈西滢逝世后,1970年6月28日,台湾地区的一些大学在台大医院外科讲堂联合举办了陈西滢追悼会,钱穆夫妇送的挽联是“每于和平见耿介,特从笃厚发光辉”。致悼词的人中有陈西滢早年教书时的同事王世杰和温源宁。王世杰也是所谓的“吉祥胡同正人君子”之一,1929年国立武汉大学成立时的首任校长。陈西滢在1928年夏就从日本函告胡适,国民党政府正在筹办武汉大学,他已获邀参加。当年9月他赴武汉,受聘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1930年8月出任文学院院长,9月兼任文学院外文系主任。至于温源宁,笔者还要多说几句。

温源宁英文人物速写集《不够知己》

笔者有一册温源宁英文人物速写集《不够知己》
Imperfect Understanding, Shanghai, Kelly & Walsh, LTD. 1935,也译成《一知半解》)的复印本,原书是古代文学专家韩文佑送张中行的(1942年12月)。几十年之后,张中行在《韩文佑》一文(收入《负暄三话》)回忆道,他在三四十年代的北京,常与这位“刎颈之交”骑着自行车一同逛旧书店。“(韩文佑)遇见什么书,推想我也喜欢,他必多买一本,送我,如英文本《一知半解》,他的一本被毁,我却还有,就是这样来的。”温源宁从他为《中国评论周报》“亲切写真”栏(Intimate Portraits)写的知识界名人小传中挑出十七篇,集成一本玲珑的小书,目录上每位人士的英文称号和姓名后面附中文,比如“Mr. Wu Mi(吴宓)”和“Dr. Hu Shih(胡适)”。第十四章“Mr. Chen T’ung-pe(陈通伯)”和最后一章“Dr. S. G. Cheng(程锡庚)” 的传主都曾就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而程锡庚是获博士学位的,陈通伯则没有,两人称号上的差别一目了然。温源宁写道:“1914年至1919年,他(程锡庚)在伦敦经济学院。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过,或者宁肯说注册为学生的中国学生很多;但是很少人,确实很少,从那个学校拿到学位。程博士是各出色的例外,他是伦敦大学的经济学理学博士。”这“很少人”中就包括陈西滢,尽管他得到的是学士学位。

《不够知己》目录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教英国文学的英美留学生是一个小圈子,陈西滢只是一位“先生”,没有博士学位,人人皆知。

《不够知己》第十四章的最后一段有一些未尽之言:“陈先生目前是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他治理有方,该院声名远播,堪称中国同类学院中的最佳。这倒不足为奇,因为陈先生具有一位好的管理者应该具备的品质,待人温和而现实,讲常理,堪称楷模。为了这一点,要是我得承担一点行政工作,我乐意让他来当我的老板,但是我绝对不愿意由他来做我荒岛上唯一的伙伴。”温源宁在胡适一章称他为“小册子作家”(pamphleteer)、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哲人”(Philosophe),不提作为行政管理人员的胡适,也是有他用意的吧。

这本小书出版后,作者在光华大学的年轻同事钱锺书写了书评《不够知己》,刊发于《人间世》第二十九期(1935年6月5日)。上海那家专出英文书籍的“Kelly & Walsh, LTD.”,中文当时称“别发洋行”。

既然说到温源宁,再添几句离题的话。温源宁称赞陈西滢的藏书后说:“陈先生是读书的。从藏书家的观点看来,他的书中很少有几本称得上善本。陈先生对漂亮的装帧和精美的印制不感兴趣。”前些年《不够知己》出了英汉对照本
(译者江枫),所收文章四十余篇,都在《中国评论周报》上发过,有的作者待考。这一版本里的“孙大雨”一文也提到传主的藏书:“他对印制精美的书籍有一种特殊的癖好。……他的英语书籍很可能已是中国最上乘的藏品。坐在自己的书房里,他会有一种心旷神怡、得其所哉的感觉,摩挲着那些罕见的善本书,彷佛它们是他可爱的孩子。”孙大雨读了这些文字,会不会像吴宓那样骂温源宁“刻薄小人”呢?这个版本的好处是译者和出版社(岳麓书社)合作做了很多注释,有的很见文史功力(如杨丙辰先生条),但是陈通伯条中有“1921年毕业,获博士学位”的字样,大概是受了网上信息的干扰。篇名“Mr. Chen T’ung-pe”中的称号“Mr.”也被删,很讲究称号的温源宁不会容忍这样的疏漏。



陆建德

厦门大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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