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深圳歌舞厅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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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总喜欢把邓丽君的《再见!我的爱人》作为最后一首歌,第一句歌词“Good bye,my love”唱出来,观众就知道今天的演出要结束了 (自媒体www.77y77.com)

文  | 谢婵 编辑 | 沈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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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的许多事物都太遥远了,但唱粤语流行歌的梁荣娟一直记得湘江酒楼的金色蛋糕裙是“全深圳最漂亮的”演出服,一些歌厅到晚上点起蜡烛,“好浪漫噢“。


每天晚上去唱歌的时候,她才能感受到自己被美的东西包裹,她无比享受那些夜晚,在一个尚未完全开放的年代里,她拥有了短暂的享受美丽的自由。


流行音乐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渐渐走进了深圳歌舞厅,初代流行音乐人们回忆起来那段岁月,完全不记得流行音乐进入中国最初的几年里遭遇过什么阻碍,人们不需要一个慢慢接受的过程,听了一辈子革命歌曲和民族音乐的人们,太容易被更新鲜更灵动的词曲俘虏。


深圳第一台电子琴


竹园宾馆的港方经理陈子芳1980年把第一把电子琴从香港带到深圳的时候,从深圳业余艺校走出来的江礼还只接触过风琴和管弦乐。这台“像桌子一样”的乐器对他来说是全新的事物,连图片也没有见过。甚至缺乏想象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乐器的空间。

江礼(左)在竹园宾馆练习电子琴,1981年

40年之后,已经旅居英国的江礼仍然记得那时候电子琴散发出的味道:胶、木头和电子版混合在一起,他后来常常在新乐器被拆封的时候闻到这种味道,但四十年前第一次闻到它时的感受是全新的,那种记忆没办法被替代。

陈子芳给他们演示电子琴的使用。他是个吉他手,并不怎么熟悉电子琴,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陈子芳记得自己“只是随便按了几个键试了一下音”。

那个时刻带给江礼的却是一种天翻地覆的感觉,琴键的音一出来,他觉得简直“疯了”:

“你看他的手也没有怎么动,脚也没有怎么动,但是整个声音一下子就出来了。好像看到一个现场的大乐队在那里,一听到鼓声可以看到人在打鼓,一听到吹小号就看到人在打小号。”

江礼那时候听过的最接近现场乐队的声音是从卡带机里传出来的。卡带式录音机70年代被香港人带来深圳,,一般附带着一个示范性的音乐卡带,来展示卡带机的功能、音效和音色。

江礼从那些卡带里听到的是“音乐”,他会仔细听低音是怎么走下去的,鼓点是怎么打出来的。要很久之后,他才能理解在那些卡带里,是技术的革新让声音可以往更高频和低频处扩张。

江礼那几年从深圳业余艺校走出来,被挑选到宝安县宣传队拉手风琴,又经历了宣传队解散,去到深圳汽车技工学校学技术,业余时间继续玩音乐,一到了建军节、建党节、国庆节这些日子,一些机关单位在文化公园的灯光球场里组织唱歌,江礼用手风琴为他们伴奏。

他与艺文事物结缘早,常常会反驳“深圳是文化荒漠”这样的论调。江礼的父亲在电影公司工作,童年时期的他对人民戏院和深圳戏剧印象都很深。人民戏院的椅子是木的,日场电影得关上全部的窗帘,夏天来临的时候,售票员拿一根长竹竿推一下天花板上的风扇,它才能转动。一些电影首映礼的时候,人们用大红花把装着电影胶片的柜子抬出来,带着横幅敲锣打鼓走上街。

江礼第一次见到黑胶唱片是在朋友家里,那张唱片的封面是一个化了妆的漂亮女子,写着“天皇巨星汪明荃”七个字。没法完全理解这句话,“除了毛主席,还有谁能被称为天王巨星呢?”

港台流行乐

后来成为第一个粤语流行歌手的梁荣娟那几年在粤剧团工作。常常把所有的东西拿床单一裹,提上一个水桶就去下乡演出,运气好的时候有招待所住,运气差的时候只能在稻草上铺一层席子入睡。朋友一个接着一个去了香港,她觉得在粤剧团的日子又累又苦又无聊。

梁容娟不久回了深圳,宿舍和江礼所在的宣传队离得近,她记得自己那时候和一堆小姑娘每天窜来窜去,到处听八卦和叽叽喳喳讲好玩的事情,很快认识了江礼。

年轻的时候,梁容娟喜欢唱鲍翠微的歌,甜甜的、轻轻的、又比较容易上口....她的声线一直很好,四十岁的时间接起家里的电话,还会被电话那头的来客问”小姑娘,叫你爸爸接一下电话。”这两年,她老觉得自己声音变沉了,不再是那种又细又甜的声音。

但采访这天,提到那几年喜欢过的歌,她在电话里没有忍住连唱了好几段,声音像从胶片里流出来的。所有的歌词她都记得清晰,旋律怎么转、换气怎么换,她都记得。但四十年前,她没有机会这样自由的歌唱。她每天唱完粤剧,晚上躺在床上偷偷听卡带机,偷偷学唱那些旋律和歌词。

江礼记得那时候的公开场合听不到港台流行歌曲,但人们总能哼上几句,听了一辈子的革命歌曲和名族歌曲的人们,很容易被一种更新鲜更灵动的旋律和歌词打动。

在香港长大的陈子芳中学的时候就开始玩乐队,香港的乐队文化已经足够发达。他省钱买了一把二手电吉他,把黑胶唱盘从45转调到30转慢慢播,一粒一粒音来听。

陈子芳中学时候去香港的酒店兼职弹吉他,因为没有打领带被酒店的大堂经理拦在门外,他把袜子脱下来,绕在衬衣上才进去。

他始终记得那个酒店经理“好威风”,后来自己进了酒店行业,有一股子年轻人的雄心,他想能在酒店管理上“说得上话”,想自己决定一家酒店里发展什么样的乐队。

但在香港酒店做了几年之后他反而看不到晋升的希望。他走在街头,看见深圳建立经济特区的消息,第一个中外合资宾馆竹园宾馆要在深圳建立,招募港方经理。他就来了深圳。

生活上的改变是天翻地覆的,在香港他自己开车,来到深圳之后只能在街头坐单车。出租车“有钱都打不到”。

和大陆工作人员很难融入,他们在香港开会习惯用英语,中方的同事一般讲客家话。

陈子芳

陈子芳那个时候从香港老板处领的工资是6000块一个月,比整个宾馆其他所有服务员的工资加起来还多。那一年,深圳市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不到800元。

陈子芳刚来深圳的时候只感到“孤独”。晚上下班以后,他从竹园宾馆出来,东门走到深圳戏院门口的大榕树下,吃一碗粥再走回去,这是他唯一的娱乐活动。

来深圳的时候,他只带了一把电吉他,晚上和同事们唱唱歌,萌生了要在酒店酒吧里做乐队的想法。

全深圳最靓的“金色蛋糕裙”

乐队在广州中唱录制CD,左起江礼,侯少华,余勇,容志伟

妙丽集团的老板刘天就送来第一台电子琴,乐队慢慢筹备起来。

江礼邀请梁容娟来竹园唱歌,她很快答应。事实上,不止梁荣娟答应的爽快,江礼也是,乐队筹备的过程中,没有人会犹豫是否要接住这样的机会,属于未来的、新生活的机会。

乐队没有名字,江礼演奏电子琴,架子鼓是余勇,李家健演奏小提琴,歌手有当老师的容卓伦,编制在工会的粤剧演员梁容娟,竹园宾馆服务员叶秀卿也常常登台演唱,司仪则是从广州来的泥头车司机何景顺兼任。

陈子芳偶尔会来客串吉他,他常常在吧台处给客人调酒,这么多年,江礼一直误以为他是酒吧经理。

江礼那时白天做的士司机,在当时出租车司机是极其赚钱的职业,香港的客人来坐车用港币结账,市场上港币去兑换人民币能赚一大笔。事实上,竹园开业那几年,台下的观众许多都是的士司机,他们随时拉来客人,又随时送客离开,自己也会兴起坐下来听几首歌。但江礼那时总是把车停在路边,天天泡在竹园弹电子琴。

四十年前的许多事物都太遥远了,但梁荣娟一直记得香江酒楼的金色蛋糕裙是“全深圳最漂亮的”演出服,一些歌厅到晚上点起蜡烛,“好浪漫噢“。每天晚上去唱歌的时候,她才能感受到自己被美的东西包裹,她无比享受那些夜晚,在一个尚未开放的年代里,她拥有了短暂的享受美丽的自由。

梁荣娟近照

1978年,村里迎来第一台电视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来祠堂围观,鱼骨一样的天线被放在屋顶上,干扰台的信号弱的时候,梁荣娟看香港电视剧,觉得那是另外一个天堂:电视剧的女主角头发顶着卷卷的烫发,穿着百褶裙配,小皮带一扎腰就露出来,那是香港流行的穿法。她总是很羡慕。

在粤剧团的时候,姑姑给她带来一件印花尼龙上衣和一条紧身牛仔喇叭裤,她欢欢喜喜穿上身。团长保守,接受不了,说她穿得“花枝招展”。她只能换下来,日日和大家一起继续穿练功服。

“你知道那时侯本来就是小女生特别爱美的年龄,看见了美丽的东西,想表达自己的美,但是不可以啊。”

在竹园的日子让梁荣娟感受到的是“真的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了”,陈子芳毫无保留地从香港带来新事物,他常常请乐队成员们吃三明治和柠檬茶,梁荣娟仍然记得那种“好享受”的感觉;音乐设备也越换越好,进口的麦克风让梁容娟原本尖尖的声音变得更柔。

她在台上唱喜欢唱《旧梦不须记》、《漫步人生路》,《百花亭之泪》......歌词弯弯绕绕的,从不直白表达情与爱,在她眼里这就是那一代人的含蓄。

她总喜欢把邓丽君的《再见!我的爱人》作为最后一首歌,第一句歌词“Good bye,my love”唱出来,观众就知道今天的演出要结束了。

深圳歌舞厅的黄金岁月

乐队的驻唱让竹园宾馆生意爆火,许多人来听完歌就顺便在宾馆住下。

早年竹园宾馆的乐队演出时,台下的观众其实并没有什么深圳市民。陈子芳印象里,观众很多是深港的货车司机,晚上没有办法过关,就在竹园听完歌顺便休息。江礼印象里有许多香港来的的投资者在酒吧里,老板们来这里谈生意,期望看见深圳新的可能性,酒吧和歌舞厅一度成为香港有名的商务社交场合。

歌舞厅在八十年代的深圳喷薄而出。陈子芳1988年在深圳开了第一家卡拉OK。他不能完全确定那是不是第一家,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顺便交代,"如果你发现更早的一定要告诉我“。到卡拉OK开门迎客的时候,许多深圳人会来这里,那时的KTV还没有设包厢,客人们挤在大厅里排队点歌。

竹园宾馆火起来之后,其他的歌舞厅接连开起来。江礼第二年就被西丽湖凌波阁歌舞厅挖走,后来又去了深圳欢乐园。江礼的乐队第一次有了名字:“旅游乐团星河大乐队”,乐队成员也增加到40多人。

80年代初,江礼和乐队在西丽湖演出

那是深圳歌舞厅的黄金岁月。长期关注深圳的媒体人呙中校在一次沙龙分享中说到,80年代有一句话“全国看深圳,深圳看罗湖”。罗湖区那时有700家夜场,每天几万人的规模去消费,歌舞厅夜场日钧营业收入达到在500万元以上。后来为人熟知的毛宁、杨钰莹、戴军、林依伦...都是从深圳歌舞厅走出去的。

陈子芳在70年代与谭咏麟同期出道,见证了林子祥、罗文、许冠杰早期音乐人各自的乐队从走红到没落。他在大陆一直从事酒店管理,每到一个新的酒店都会想方设法留下一些音乐元素。

陈子芳近年在舞台上演出

流行音乐最初进入中国的这段岁月和乐队的故事很少被提及,人们回想起中国乐队发展简史,总会先想起北京摇滚,想起《一无所有》。这也是陈子芳一直以来的遗憾,深圳的乐队没有形成一股属于深圳的原创力量。

梁荣娟在西苑和香江跑场唱了几年歌,酒楼生意常常爆满,来听歌的人骑着自行车来,排队进去听歌,回去跟朋友炫耀“我昨天去听了流行歌”。

她那时候白天还做着文化局的工作,住在集体宿舍,晚上的门禁到十点半,她常常要托关系找人留门。领导不喜欢她在外面唱歌,他后来也就不唱了,现在回想起来只觉得“年轻时候太老实”,在权力面前都没想过挣扎。

反而是退休之后,她重新开始自由唱歌。她约上当年的歌友卓小虹,两个人隔一天就去一趟KTV,开最大的、能容纳二三十人的包厢,整个下午场唱个不停。

年轻的时候,她站在台上唱起来那些情情爱爱的歌曲,总觉得在思恋什么。四十年过去了,年轻的流行音乐变成了有年代感的老歌,她依旧唱那几首,总唱不厌。那些旋律和词里,有属于她这一代人的含蓄和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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