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成都的书院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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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成都的书院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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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桑宜川




历史上的成都曾有许多书院,遐迩闻名,仅史料记载的就有子云、少陵、大益、浣花、墨池、锦江、潜溪、尊经、芙蓉等书院,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沿革,那就是年代久远,才俊辈出,但屡遭兵燹,明末悉数毁于战火。



时光流转,到了清代,只有锦江书院、芙蓉书院、墨池书院、潜溪书院、尊经书院得以重建,民国初期先后改制为新式学堂,数度易名或迁址,逐渐演变为四川名校,时至今日尚可追寻到她们过往的身影。


其实,中国历史上的“书院”之名始于唐代贞元年间,到清末退出历史舞台。古老的书院体系,伴随着科举考试,在中国存在了1000多年,鼎盛时期曾达到了2000多家。唐朝曾设立丽正书院和集贤殿书院,其属性为官办,职责为收集整理、校勘修订图书。时光流转,书院发展到了宋代,逐步变为半官半民性质的地方教育,但各地州府也“与时俱进”,兴办官学,部分书院只好与官学合并重组。朝廷遂将原本给书院的钱、粮一律拨归州学,书院一度衰落。


明清时期,书院又有较大的发展,官办学馆又再度逐渐“改制”为民办书院,并广置学田收租,以充经费;或由富绅,士林自行筹款,在山林僻静之处建学舍,常与僧院、道观为邻,选择地址往往在深山老林里,读书人和道观中的道人,坐而论道,彼此熏陶,相得益彰;其间,偶有感动朝廷,遂赐敕额、书籍,并委派教官、调拨田亩和经费等范例,长存民间记忆,传为佳话与美谈。


在世俗社会里,兴办书院的目的本是为了科举考试,为学子铺就一条仕途功名之路。但有眼光的士林鸿儒却认为,官学一旦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就严重丧失了教书育人的能力,并日益走向腐败和衰落,这对今天泛滥成灾的当代中国应试教育,仍有“殷鉴”之意。


那年月,士者创办书院,就是为了研究学问,立德立言,启迪民智,回归教育的本质。而在他们看来,一个空灵安静的地方,更有益于学问。比如,曾经执掌白鹿洞书院的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就曾奉劝他的学生既然读书就要静心,不为山外红尘所惑,也给后世留下了“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及“好去山头且坚坐,等闲莫要下山来。”等佳句,实在说得有哲理。


作为观照,近代历史上的外省,比如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等,与蜀中书院雷同,经费来源与衙门无关,大多也是自筹,用以校舍建造,学子膳食,教学则多为私塾模式,先生授课,但以学子自习为主。它的特点就是为了启迪、培养读书人的学问和德性,而不是以应试而追求功名为圭臬。



话说回来,那年月,成都府乃天府之国的重镇,为求学问,读书人心向往之,因而书院多,底蕴深,无它可出其右,为全国之首。阡陌深巷里的翰墨飘香更是一道久违的风景。以墨池书院为例,与芙蓉书院原仅一墙之隔,两院同在青龙街,朗朗读书声彼此相闻,且共享着老成都的一处人文胜地,即扬雄洗笔池(又叫墨池)。这就是墨池书院的渊源,似比芙蓉书院历史更为悠久,相传是川西平原上百姓为纪念西汉的大文学家扬雄而建。在这之前,“墨池”的由来亦颇具传奇色彩,据史料记载,公元前310年,张仪和张若建筑成都府的城墙时,取土遗坑成为龙堤池,即是墨池的前身。


又相传当年扬雄的子云亭也建在墨池旁,周围的浣纱女每天清早起床后,最为享受的就是聆听扬雄那抑扬顿挫、节奏起伏的读书声,好一幅悠然的市井风俗画!早在唐代,刘禹锡在《陋室铭》末尾就曾说道:“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不期为后世关于扬雄的故事做足了铺垫。大约从宋朝开始,人们怀着对扬雄的敬仰,就在此兴建学堂,历经元、明、清,风风雨雨,兵火匪患,但历代官府一旦在战火平息,经济民生恢复后,均着手在此旧址上兴建学堂书院,而且名称几百年不变,都称之为墨池书院。



其中,尤以清代重建的这一次更为宏大。本来,成都自西汉文翁首创地方学宫以来,重视教育就已形成传统,历朝历代的官员,莫不以兴建书院、弘扬国学为任职期间最为重要的政绩。中国的书院最早见于唐代,而成都自宋末以来,更是书院盛行。明代仅成都府里就已有数家书院,开篇已述,余不赘言。墨池书院毁于明末,旧址改为民宅,又经历了若干年的沧桑。


清朝初年,成都市政民生重建于草莽之中,百废待举,在重修城垣、桥梁,解决当务之急的情况下,地方官吏也着手恢复那些书院。在此大势中,潜溪、芙蓉、尊经等书院相继重建。但由于墨池书院的原址已变为民宅,成为了当时的“钉子户”,延宕经年,但民间对重新在原址上恢复兴建的呼声却越来越高。道光年间,墨池书院终于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发展机遇:四川学政聂铣敏先生捐俸约1万两白银,购买墨池故址,并郑氏私宅三院及空地数亩,重建墨池书院,并置学田70余亩于温江向家碾,让书院的经费有了坚实的保障,功在千秋。


那时的墨池书院共有三大院,房舍200余间,空地4亩。中为书院,左为东园,右为廉泉精舍,气象一新。从此,青龙街上的街坊邻里又听到了久违的朗朗读书声。咸丰三年,墨池书院原址一分为二,墙左为墨池,墙右为芙蓉书院。1905年,两院又再次合并,共同改制为成都县立高等小学,1907年又改名为成都县立中学校,1952年最后易名为成都第七中学校。墨池书院的历史沿革,为川西平原上曾经有过的翰墨飘香增添了一段永远流芳的民间记忆。


(上图为清代书院所使用的樟木书箱)


史料记载,锦江书院创办于1704年。清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下诏改“书院”为“义学”。


雍正十一年(1733)列为省城书院,经费由政府所拨学田收入开支。乾隆三十九年(1774)四川总督文绶等又增修讲堂学舍等设施,添置田产,再次扩大规模。清康熙四十三年(1794),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借用孔庙西侧的房舍广招学子,先恢复了锦江书院行课。嘉庆十九年(1814)成都知府李尧栋仿古制,建石室于讲堂后不久,全毁于兵燹,遂后又在文翁石室旧址上重建校舍。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实为生动的写照。



道光二十八年(1848)书院扩大办学规模,增加招生名额。按原额招生数:正生50人,附课50人,外课约20人。本年度增加为:正生60人,附课60人,外课约30人,共计150人左右。


咸丰七年(1857)增附课生28名,外课名额不限。学生总人数已逾200人。历任山长有顾汝修、敬南华、张晋生、侯度、姜锡嘏、易简、彭端淑等著名学者。“锦江六杰”之一的李调元,“文名籍甚”的举人张邦伸等均为院中高材。时光流转,这一巴蜀文脉传承不断,延续到了清末民初。


清代的锦江书院有讲堂、学舍等。诸生挑选秀才以上生员。教学要求“先经义而后时文,先行谊而后进取”。采宋王安石“三舍之法”,实行正课、附课和外课。初定正课、附课生各50人,外课生视成绩和正、附课生名额盈缺而定,先约20人左右,是为候补。膏火正课生月给米1.5 斗、银1.5两,附课生减半,外课生无。康熙六十年四川提学方觐增建讲堂、学舍,增加生额,扩大规模。


光绪二十七年(1901),成都锦江书院与尊经书院合并,次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川川总督奏准在锦江书院原址设成都府中学堂,于尊经书院原址设立四川通省大学堂,旋即改名四川省城高等学堂。1904年(光绪三十年)学校由当时的“成都府师范学堂”改为成都府中学堂。这标志着改办新学的开始。这以后校名虽多次变动,但1904年的这次变动,却被视为四川教育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变革。蜀郡从此学风大盛。


这次改革,从学制、学习内容、教材使用、教师选择等方面都有重大变革,尤其以学生学习内容的改革为最,即由以前的《诗》、《书》、《易》、《仪礼》、《春秋》、《论语》等儒家经典变革为学习现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其办学格局亦更接近现在中学的格局。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受到先进的科学、民主的影响,这为后来四十年代学生运动在四川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光绪二十八年(1902)岑春煊改“锦江书院”为“成都府师范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更名为“成都府属中学校”,民国二年(1913年)更名为“成都联合县立中学校”。民国十八年(1929)年,呈请省政府教育厅划拔,文庙全部地盘给石室中学。民国二十二年(1933),呈请督署核准,在成都十六县内,每头猪儿抽取5厘屠宰税,来补助办学经费之不足。



迄至四十年代,石室中学兴建校舍,充实设备,礼聘名师,废旧学制,开办新制初中,继而新制高中开班授课,课程内容丰富,学校面貌一新。石室以教学水平高、管理严格而著称。1948年,国民政府即已认定学校为“全国重点中学”,传统延续至今。


(上图为汪精卫题词)


民国二十四年,四川总督蒋攸铦鉴于规制不备,学子懈怠,特制定《锦江书院条规》10条,以行整顿,加强教学管理。因此,可以说锦江书院是清代四川地区延续最长的官办省级书院,与今日四川大学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也算是四川大学的历史源头之一。


(上图为张群题词)


原锦江书院旧址,也因民国时期推行新制教学,遂改作中学生宿舍。“文革”初期的1966年,拆去了书院的前进、中进和左边的“护厝”,改建二层砖木结构的教学楼“三五楼”,因为这座“三五楼”因纪念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命名,成就了再次易名后的石室中学。据其校史记述,前身“文翁石室”是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办学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方官办学校之一,应该不是妄语。



当年,锦江书院书院门口有一幅楹联,上书:“考四海而为儁,纬群龙之所经”,语意大气磅礴,读之回肠荡气,作为励志的隽语,曾保存到后来的四川省城高等学堂。这幅楹联很有味道,分别阐明了功名富贵、文章道德的内涵。正所谓“有补于天地曰功,有益于世教曰名,有精神之谓富,有廉耻之谓贵;不涉鄙陋斯为文,不入暧昧斯为章,溯乎始之谓道,信乎己之谓德。”体现了那年月读书人崇高的理想信念和执著的价值追求。


且与锦江书院一样,稍后的尊经书院也是一所官办书院。1874年,著名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来到四川,主政教育,创办了尊经书院,是今日四川大学的另一主要历史源头。在它之前,蜀中的最高学府是康熙四十三年(1740年)设立的锦江书院,当时已有逾百年的办学历史,曾经培养出著名学者李调元等才俊。但锦江书院的课业以八股文为主,主要是为了培养科举人才。在近代中国大变革的格局下,显得越来越不适合时宜。为此,川籍洋务派官僚、曾为工部侍郎的薛焕等十余人倡议,四川总督吴棠与四川学政张之洞筹划,在成都南校场的石犀寺附近修建了这所新潮的尊经书院,以“通经学古课蜀士”为培养圭臬。薛焕担任了书院第一任山长。



当年的学生皆由四川省内各府按比例在秀才、贡生中选送,书院择优录取。但和锦江书院不同的是,尊经书院并不以科举为目的,而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真才实学。书院创设之初,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原拟设天文、地理、算学及格致等课,但终因偏安一隅,风气未开,“海归”师资不够,最终沦为经、史、词章人才的培养之所。


尊经书院创办时,张之洞正任四川学政,相当于省教育厅厅长,他是尊经书院实际创办人。当时四川学风不佳,科场弊端甚多。张之洞为了矫正学界风气,确立了“首励以廉耻,次勉以读有用之书”的原则。他亲自为书院制定了十八条章程,亦即书院学规。鉴于川中风气闭塞,缺少参考书籍和学习资料,张之洞慷慨捐出薪俸,为书院购买了一千多卷书籍。他那本极负盛名的《书目答问》一书原本也是专门为尊经书院的学生“提示治学门径”而作的。由于这本书简洁扼要,便于一般读者需要,很快就在国内流行开来,至今仍是国学研究者重要的参考书。



对于张之洞来说,尊经书院不仅是一所学校,也是社会教化的一个“策源地”。他曾表示:“欲治川省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或可看作尊经书院的办学宗旨。因此,该校自始就反对学生只习时文,而提倡厚植根基的做法,尤其倡导“通经学古”,实即“通经致用”的学术风气。



张之洞对老成都的尊经书院付出甚多,也寄望极高。在调任回京的路上,他还给继任四川学政谭宗浚写信说:“身虽去蜀,独一尊经书院,惓惓不忘。”他还向谭宗浚推荐了五位学生。其中,就有“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和对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启发甚巨的学者廖平。


在尊经书院的历史,还有一位值得纪念的人,即是被称为湘绮先生的湖南学者王闿运。光绪四年(1879),在四川总督丁宝桢的力邀下,王闿运出任尊经书院山长,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回湘,在川长达八年之久。王氏以经、史、词章等教育学生,规定学生每日读书,必记下心得体会。为了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他提倡“以抄助读”的方法,让学生抄书。为了鼓励学生,王闿运还把学生们在经、史、词章方面的优秀论文,集结成册刊印。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翰林院检讨、曾任驻英、法、意公使衔参赞的宋育仁接任书院山长。宋氏本是尊经书院毕业的学生,也是近代著名的维新派人士。他在书院组织了维新团体“蜀学会”,发行《蜀学报》,以著名学者吴之英为主笔,廖平为总纂,对戊戌变法在四川的推行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蜀学会”的宗旨是“发扬圣道,讲求实学”,带有浓厚的“中体西用”色彩,与尊经书院的宗旨一脉相承,也是尊经书院影响近代四川社会的一个重要表现,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方便刻版印书,尊经书院还开设了尊经书局,这在当时的国内各书院中,实属佼佼者。


1892年,近代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唐才常从湖南长沙来到成都,虽然发现当时四川的文风,尚离锐意革新的湖南有差距,仍不忘称赞:“四川尊经书院书籍甚好”。


光绪二十七年(1902),在全国废书院、兴学堂的风气影响下,四川总督奉旨宣布将锦江、尊经书院与1896年成立的四川中西学堂合并为四川通省大学堂(稍后改称四川省城高等学堂),从而揭开了四川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新的一页。以后,在它的基础上,先后设立了一系列新式高等专门学堂,并最终在1931年合并组建为当时西部地区唯一的国立大学,即国立四川大学。



上图为成都府里有名的皇城坝,这里曾上演过许多波澜壮阔的近代四川大戏,是尊经书院曾经办学之地,也是四川近代高等学校的滥觞之地。书院不志科举,倡导经世致用的思想,教学时放弃传统书院的八股文内容,除了国学,还教授西方科学知识。先生也多为名士,如四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宋育仁、戊戌变法理论思想“托古改制”的提出者廖平等等。学生多是已经考取了秀才的人,他们都看到了八股文无用,来书院研习西方格致。



笔者以为,尊经书院是传统科举向现代大学衍变过程中产物,是四川近代学术、文化、教育兴起的重要标志,虽然仅存在不到30年,作为当时国内知名的省级书院,她应是教育从传统向近现代转型的代表性书院之一,更是振兴蜀学的基地。她的存世资料比较少,石碑的出土补充了文献记载的缺失,为中国教育制度、书院制度的演变,晚清蜀学发展的研究增加了新的文物资料。同时,作为四川大学的前身,这块石碑的出土也是学校初期发展的历史见证(参见下图)。



老成都的潜溪书院,创办于清乾隆年间(1747 年),迄今已有近300年的历史,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华阳县中,1950年更名为成都市第三中学,有过她书声朗朗的岁月,闻名遐迩。其实,她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外省浙江兰溪市横溪镇的宋濂祠堂。


宋濂本是明初官吏,同时又是文学家、史学家,方孝孺之师,曾任翰林,修《元史》,后因言获罪,被明太祖谪死蜀地。宋濂入蜀茂州任职时已是耄耋之年,由于旅途劳顿,不久便卧病不起,1381年死于夔州(今重庆奉节),埋葬在夔州西莲花峰下。其时,朱元璋之子朱春敬佩宋濂的学识,遂出资将宋濂的墓穴迁移成都府郊外。蜀王也爱读宋濂文章,为了纪念他,就在宋公桥旁选址,兴办了一座潜溪书院,与当时的锦江书院、墨池书院、芙蓉书院并称为成都的四大书院。那年月,清代创办,后来居上的官办尊经书院尚未入围。


回望历史,历代四川地方官吏,包括在四川为官的浙江同乡,从明初至民国初年,对宋濂的道德文章推崇备至,成都府里纪念宋濂的活动颇多。上世纪60年代,在成都锦江区龙舟路附近建筑工地偶然发现了宋濂的墓志铭,仅说明宋濂生前生后或曾与这一街区有关,其墓志铭现存于四川省博物馆。


但目前有川籍学人指称,潜溪书院即是龙舟路小学的前身,却颇为牵强,似有指鹿为马之嫌,尚无任何史料佐证。宋濂是地道的读书人,生性耿直,绝不阿世媚俗,身后被冷落了数百年,在阶级斗争的年代,更是被斥为封建余孽。何以岁月流转到了今天,时人才想到了要拿他当摇钱树,来为自己办学生财?来为自己的政绩添彩?


(图为清代的宋濂肖像画)


龙舟路小学为上世纪1950年以后新政创办的一所社区小学,颇有口碑,为学童所喜爱。尽管地处宋濂墓志铭出土的所在区域,其实彼此并无任何历史沿革的关联。类似的例子层出不穷,只要抓住一点蛛丝马迹,国内各地都在争相将历史名人故里的标签往自己身上贴,这也反映了如今物欲世态下的浮燥心态,是为好大喜功的政绩,仕途利益所驱动,其实大可不必,改善好民生才是第一要素。


据笔者考察,如今坐落在浙江横溪的宋濂祠堂,仍然隐没在一片荒草丛之中。虽然兰溪市政已于2005年公布了宋濂祠堂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现实仍是无人照看无人修缮。根据文物保护“分级保护,属地管理”的原则,兰溪市文广局要求宋宅村成立修缮组织,尽快实施修缮保护。从文物保护的层面来看,是为功德之举。


回望历史,老成都的潜溪书院仅是蜀人为纪念宋濂入川为政所办的一家书院,此非彼也,倒是成都三中的前身,华阳县中的几茬老房舍似与潜溪书院还多少有点关联。1950年搬迁入城的成都三中,只可惜如今为了官吏政绩而让路,再次搬出曾经办学逾60年的市区红星路,迁往了三环路外大观镇的阡陌良田,已经不沾成都府里丝毫文化渊源的地气,正是“淮橘为枳”,实在是一个糟蹋成都文化的败笔。笔者痛心的是,如今潜溪书院的影子都已寻找不到了。



行笔于此,四川大学历史上的老校长骆成骧值得一提。1895年,他从尊经书院走出不久,科举便中了进士。当时正值国运维艰的年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战败,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不仅赔了银子,还割让了土地。这种侮辱,光绪本不愿承受,也不甘作“亡国之君”。这一年,骆成骧进京参加在殿试,他以一句“主忧臣辱,主辱臣死” 说到了光绪的心坎里,让光绪大为感动,得到赏识,被钦点为状元。他也由此成为清代状元中的第一个四川人。


骆成骧

1865年,骆成骧出生在四川资中舒家桥一个贫寒农家,他的父亲虽是个农夫,但却不甘心让儿子过一辈子贫苦的生活,他督促年幼的骆成骧学习圣贤之书,希望骆成骧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从而光耀门楣。骆成骧9岁时,随父亲到了成都,就读于锦江书院。很快,骆成骧就显露出了他“初为文字,即惊宿儒”的过人才华。五年后,年仅14岁的骆成骧应州试,考了个第一,成为“县案首”,被当时的名儒王闿运所器重。当时王闿运担任尊经书院山长,骆成骧随即入院读书,并拜王闿运为师。

对于骆成骧而言,在名校尊经书院读书自然是莫大的福气,但他家一贫如洗,没有一点余钱供他读书,骆成骧的日常开支,全靠书院发的一点“膏火费”。他自己省吃俭用,每月还存下点钱寄回家孝敬父母。骆成骧有个同学名叫谢泰来,来自四川射洪,其贫困的家境和骆成骧不相上下,于是两人很是投契。一次谢泰来和骆成骧对对联,出了个上联,“至穷无非讨口”,叫骆成骧对下联。“讨口”是四川话,意指当乞丐要饭。谢泰来话音未落,骆成骧马上很豪气地大声应对:“不死总得出头!”他的这一豪言妙对在书院传为美谈。


(骆成骧书法)

那年月,骆成骧在成都士林中,被誉为“五老七贤”之一,口碑甚佳,以至后来为官也仕途畅达。骆成骧崇尚无锡的东林书院一幅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少时便视为庭训。此联为明朝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所撰。顾宪成乃明代名士,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伴君如伴虎”,终被革职还乡,与高攀龙等士人在东林书院讲学,世称东林先生。


其实,自古以来,读书人多有陋习:“两耳不闻窗外亊,一心只读圣贤书”。而顾宪成等主持东林书院,读书不忘救国,关心家事、国事、天下亊。在讲学之余,他们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措陈时弊,锐意图新。而这副对联正是充分表现了顾宪成等东林党人的抱负与心声。也正因为如此,数百年来,这副对联曾激励无数仁人志士,走出小家为大家,步出书斋奔天下。许许多多游客来东林书院,都会亲身感受这“风声雨声”的寄意述怀。


另一位鸿儒是张澜先生,1894年参加科举并考中了秀才。1902年入成都尊经书院深造,因成绩优异,1903年他作为四川官费留学生被选送东京宏文书院学习格致,目睹了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巨大变化,确立了变法维新救中国的思想。海归后历经磨砺,游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德高望重,时尊称为“张表老”。



上世纪40年代后期,以民盟主席之名,广益士林,为新政效力,开国大典邮票上就有他的身影,还包括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高岗、张澜(前排左起)的形象。只可惜历史是由“王者”可以任意改写的,这些陪衬人物大多不受待见。伴随着现代中国的政治风向标,原作者董希文也不断地领命修改《开国大典》,原油画图案上的人头在“文革”前后曾被数次涂抹掉,替换成了其他的人头,现在尚可看到几个不同的版本,但是仍然抹不去永存的民间记忆。



其实,张澜的思想形成本有其时代渊籔。他出生的年月,大清王朝式微,洋务运动方兴,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1905年,延续几千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张澜秉承父志,仍以教书为业。在新式学堂里,张澜接触了一批维新派代表人物,深受影响。


早在1911年,张澜就先后担任过隶属清末大汉四川军政府的川北宣慰史、嘉陵道道尹;隶属民国政府的四川省省长、国立成都大学校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隶属北京中央政府的共和国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主席等职,这是一份极不寻常的履历。


在近代中国的百年历史中,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政,虽然“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张澜却能在每一个朝代都身居要津,拥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声誉。显而易见,这与他早年在成都尊经书院所接受的儒家文化,格致熏陶有着密切的关联,影响实在太深,因为那时的师生皆以学问道义,家国天下相期许,学子以古代士者的精神相砥砺,胸藏锦绣,笔走龙蛇,才成就了他后来在四川,乃至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也为后世留下了可以缅怀与学习的范式。谨此举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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