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科幻小说与传统文化

清末民初的科幻小说发端于“小说界革命”的历史潮流中，诞生于晚清知识分子寻求种族和国家现代化的时代语境里，文本中的西方话语给小说注入了许多新的内容，刺激了读者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因此，在以往的大量论述中，很多学者一致性的从“现代性”的视角去审视和解读它。王德威先生就认为，在晚清时期，传统话语“失去了力量”，它的“过去的‘过去性’已经不能再为叙述提供存在的理由”,受西方科幻影响的晚清科幻小说里蕴含的是与传统文化决裂的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受他这种观点的影响，很多学者都开始关注清末民初科幻小说中显露的现代性因素，如王卫英就认为清末民初的科幻小说是“带着对传统文学艺术的强烈冲击而出现的”；肖雯也认为“科幻小说的现代性表现为‘求新求变，打破传统’”，“表现为对传统文学从形式到内容上的抛弃”，他们都努力在科幻文本中寻找着“现代性”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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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一味“现代性”阐释不同的是，有一些学者发现了清末民初科幻小说在表露“现代性”萌芽的同时，显现的一些传统文化的痕迹。吴岩就认为《新法螺先生谭》在“现代科学观的外壳下，仍旧生长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根须，仍旧受着中国古代道家、佛教、中医、文学，甚至方术文化的浸染”。也有学者从“幻想”这个角度提出了清末民初科幻小说与《逍遥游》及传统小说《镜花缘》《聊斋志异》等作品的可能性关联，还有学者认识到像《月球殖民地小说》《新石头记》等作品的章回体式、才子佳人的旧模式等与传统小说的相似之处。

从“现代性”的视角去审视清末民初的科幻小说，似乎会让我们忽视隐藏在文本中的传统因素；只是看到文本中传统文化的某些痕迹，似乎也只是停留在文本形式的表层进行论述。因此，我们既不能完全以西方文学现代化的标尺来衡量清末民初的科幻小说，也不能完全以自身民族的历史文化来阐释它。就像贾振勇在论及“五四”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坐标原点时所说的：“无论是依据世界文学的发展和评判体系，还是从民族主义的文化视角来阐释和界定中国文学在20世纪发展进程中的性质，一方面只能以西方话语系统中作为形态的现代化和作为质态的现代性的共通性标准为前提，另一方面必须将其置于独特的历史境遇中考察它的有效性及其衰减和增值现象。因为并没有与西方的现代性截然不同的中国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也自有它具体的历史规定性。20世纪中国文学既有世界文学范围的现代性的同质性，更有特定民族、特定时空的异质性。”这种观点对于研究清末民初的科幻小说也是适应的，面对大量的科幻文本，我们有必要跳出西方的话语系统去深入地挖掘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更为复杂的关系：科幻小说在文本的叙述中具体在哪些方面表现出了对传统文化的抄袭？在抄袭的同时是否有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的转化？传统文化为什么产生不了科幻这种文体？只有弄清这些问题，才能清楚清末民初科幻小说的作家们在面对自身传承的传统文化的时候，是如何回到过去的，又是如何走向超越的，才能打破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西化论”的狭隘理解，才能在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坐标系中给予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一个恰切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