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两广总督在临终奏折里说真话 | 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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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谌旭彬 (自媒体www.77y77.com)


(原创文章www.77y77.com)

1885年6月,清廷与法国在天津签订和约,终结了中法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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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约中,清廷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亦承诺对外开放西南边疆。后世论及此事,有“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之语。


此战期间,有三件事情颇值一提。


慈禧借国战操弄个人权斗



1884年4月,中法冲突正当激烈之际,左庶子盛昱上书朝廷,责备张佩纶、李鸿藻等举荐将领不当,导致前线部队败绩。奏折同时还涉及军机大臣奕訢等人。


盛昱说:


“越南战事错失良机,议者都说责任在于云南巡抚唐炯和广西巡抚徐延旭……奴才以为,唐炯、徐延旭坐误事机,其罪当然无可宽恕,但是,枢要之臣蒙蔽推诿之罪,比唐炯、徐延旭之流还要严重……外间众口一词,说唐、徐二人是侍讲学士张佩纶所推荐,协办大学士李鸿藻所力保……恭亲王等人久在中枢,并非没有知人之明……居然也俯仰徘徊,坐观成败……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责备,何以对祖宗,何以答天下?”(为便于阅读,笔者对原文略作了处理)


盛昱希望朝廷明降谕旨,训斥军机大臣及张佩纶等人,责成他们戴罪立功。也希望朝廷藉此,将主战立场宣示天下,造就一种举国合力、抗击法国的形势:


“中外大小臣工,敢有言及弃地赔款者,即属乱臣,立置重典,不以小胜而喜,不以迭挫而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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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爱新觉罗·盛昱


其实,朝廷徘徊于和、战之间,恰是慈禧玩弄两面手法的结果。


在恭亲王奕訢被推上处理中法冲突的前台之后,慈禧对和战问题并不表态,一方面屡以谕旨安抚致力于“维持和局”的李鸿章,另一方面又放任朝中清流弹劾包括李鸿章在内的“主和派”。这种手法,直接导致恭亲王和军机处,在中法冲突问题上和战不定,难有作为。


盛昱的奏折,是慈禧等待已久的“刀子”。


数天之后,太后发布上谕,以“谬执成见”、“因循日甚”的罪名,对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彻底大换血。礼亲王世铎,取代了恭亲王奕訢,执掌军机处,原军机处成员无一留用。世铎素以贪财好货及无能著称,军机处实际上落到了慈禧的亲信醇亲王奕譞手中。


此即著名的“甲申易枢事件”。


事情超出了盛昱的预料,也非他所愿见。作为补救,他又与一班官员再次上奏,要求朝廷收回谕旨——“枢机重任,责成宜专,请收回成命”。


可想而知,没有回应。


靠着玩弄“和战不定”,慈禧实现了“甲申易枢”,罢免了恭亲王,取得了个人权利斗争的胜利,但中法战争的局势,也在这“和战不定”中愈趋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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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法战争期间,黑旗军的堡垒


慈禧娴于内部权斗,但在治国理政方面相当低能。此点,由“甲申易枢”后,她召见将领史念祖时的对话中,略可管窥:


慈禧:你带队打仗都在些什么地方?


史念祖:安徽、山东、湖北、河南。


慈禧:现在法人欺侮中国太甚,说话的人也多,也有说非战不可的;也有说和的好的。中国受欺不是一年,您想这回五条都是步步退人,其势万不能忍。论中国与洋人呢,自然是和好的好。但是,中国总要能战,而和才是真和,要是样样依他,越求和越不得了。即以这回五条而论,如果自此以后,永远不起波澜,中国让洋人也不是一年了。


史念祖:太后无非俯念两国苍生,不忍开衅,圣心苦衷,天下共见,就是再添五条,臣愚以为太后也未必不勉如所请,怕的是五条才答应,不上半年,又出题目,将来想战不能战了。


慈禧:可不是,可不是。(上意甚喜)。如果能保永远无夺,皇天上鉴,谁愿意开这个大衅?然而,颇有说中国现在力弱,断断不可战的。


史念祖:论现在器械,诚然有不如他的地方。臣以为二十年讲求机器,不为不久,买炮买船,花钱不为不多,到如今还不能一战,到底等到何年?


慈禧:就是这个没有日期,永远没有有把握的时候,真不成事。(少停)你在营里带队多年,打的是粤匪,是捻匪,还是回匪?


史念祖:粤匪、捻匪都打过,后来各省肃清,蒙太后天恩,(忘却磕头)简放甘肃安肃道,也打过回匪。


慈禧:究竟打洋人可是与粤匪一样?他们颇说全然不同。这一回北宁竟弄成不战而逃,可恨已极。


史念祖:自道光二十一年以后,并没有见谁与洋人真大打过。说不同的,大约也是悬揣。臣总以为,无论打什么仗,将要有谋,,兵要有勇,都是同的。”


慈禧:是呀。” 


史念祖:至于不战而逃,实在是统帅不知兵,并不是洋人狠。


慈禧:你说的是。他们都说洋人上岸,不如我们;海里,我们不如他。


史念祖:海里也不是人不如他,是船不如他。他在海里,能全仗住船好,炮好,上岸全要凭人,他先失其所长了。(少停)


慈禧:现在都换了知兵督抚,也不知事情如何?


史念祖:太后请放心,知兵的督抚虽没有十分把握,此后总可有胜负,无溃逃。中国久不与洋人开仗,漫漫的把风气开了,连兵勇渐渐也就不怕他了。


慈禧:可不是,所以万不能再往下获弄了。”(按:获弄,即糊弄,北京方言,意谓蒙混。)


史念祖:这一回太后天威震怒(指甲申易枢),固然出于不得己,也是看着一年难办一年。臣尝同朋友论到人才难得。粤匪平定二十多年了,当日带兵四、五十岁的,现在都没有了。


慈禧:当日二三十岁当兵的,现在都四五十岁了。


史念祖:太后圣明,想人到四五十岁,除非做统领大将,自然是老成的好,其余连营哨官,也要壮年耐劳!此刻再犹疑,将来何堪设想?


慈禧:你见得很是。你知道历年总理衙门,如文祥他们,专讲获弄,凡遇洋人麻缠,怕我生气,都瞒住我,颇有多少下不去的事,我几乎不与闻。(少停)现在弄到如此。(又少停)大沽海口你见过么?这是最要紧的。”


史念祖:太后圣心万安,大沽天险,自同治末年线沙一天长一天。李鸿章受国厚恩,以重兵防一处,似乎不至再叫太后受惊。


二人的交谈时间较长。由谈话内容可以看出两点:


(1)慈禧对清军与洋人作战一事,可谓毫无概念。虽然想从史念祖处得到些有用的信息,但所有提问俱止于皮毛,未能触及任何实质性问题,这显然是慈禧认知极有限所致。


(2)史念祖唯唯诺诺,一味揣摩迎合慈禧的话锋,并无意向慈禧提供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情报。


醇亲王的“夷怕民,民怕官”



在中法冲突期间,奕譞始终主战。


这也是他一贯的“政治立场”。


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中,奕譞曾对奕訢、曾国藩等人的处理方式(杀人抵命),表达过极度的不满。他以辞职为挟,愤然向慈禧递送过这样一道密折:


“欲复深仇,全赖各省民心,大吏筹措,而其权实操之于内。即如上年天津之案,民心皆有义愤,天下皆引领以望,乃诸臣不趁势推之于民以喝夷,但杀民以谢夷。且以恐震惊宫阙一语,以阻众志……不但一时全局荡然,自后亦难望转机矣。”


略言之,奕譞觉得,当时不该与洋人达成和解,而应趁势号召天下百姓,群起与洋人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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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醇亲王奕譞


以杀中国百姓为洋人抵命的方式了解天津教案,自然是有问题的。曾国藩事后也承认,这是自己犯下的一桩严重错误。但奕譞主张由政府引导民愤,来向洋人复仇,却有着引爆一场“义和团事件”的危险。


奕譞认为“政府引导民愤,来向洋人复仇”这种策略可行,与他对清廷治下民众的认知有关。


奕譞说:


夷怕民,民怕官,官怕总,总怕夷。此外间自来俗论。此关打破,百事可成。我之不振,在乎悠忽于平日,仓卒于临时,而以俯就为妙策,以发愤为盲谈,廿载驹光,因循浪掷,实为可惜。”


大意是:洋人怕惹恼清廷治下的百姓;百姓怕惹恼清廷的地方官;地方官怕惹恼军队头目;军队头目怕惹恼洋人。既然百姓怕官、洋人怕百姓,当然应该由政府去煽动百姓反洋人。


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奕譞也谈到了:


“(假如)舍炮台而讲清野,舍船费(此指铁甲)而练民团,彼以整,我以散,头头设伏,处处邀截,彼之火药有尽,我之刀矛无穷,加以炸器惊其马,水军抢其船,进无所获,退无所归,似乎一两仗后,彼气自馁矣。”


坚壁清野、全民发动、节节设伏、以刀茅对抗火器……这种作战方式,若干年后的“义和团风波”中,也曾被清廷拿出来讨论,并寄予了厚望。


结果,当然是毫无结果。


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奕譞的这一备战方案,得到了慈禧的认可。


不思讲求军事的近代化,迷信于驱民众为炮灰,希望将洋人淹没在“民团的汪洋大海”之中。这桩一百多年前的往事,如今读来,仍是令人寒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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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17年上映的电影《龙之战》,歌颂“镇南关大捷”


张树声的临终遗折



中法战争(1883~1885)不够体面的落幕,给一众期望中兴的朝野知识分子们留下了无限遗憾。包括“镇南关大捷”在内的几场战争末期的胜利,加重了他们的失落感(尽管此类“大捷”难以复制)


朝野开始出现一些有别于以往的批评和反思。


在野知识分子无法接触到战争的核心决策内幕,在只能将“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这种结局,笼统归咎于清廷的腐败。若干年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写道:


“乙酉中法战败之年,(我)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


此说或有夸张。不过,乙酉年(1885),孙中山已经20岁,正是血气方刚之时。


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显然比20岁的孙中山看得更加清楚——如果不是朝廷“战和不定”,这场战争本不至于打成如此惨局。而朝廷之所以“战和不定”,又不过是最高决策层的两三人之间忙于个人权斗,不惜以国家战争为工具筹码。


两广总督张树声和他的淮军,在这场“战和不定”的战争中成了牺牲品。1884年底,临终之际,张终于鼓足勇气,用遗折的方式,上奏朝廷呼吁开设议院。


遗折是这样写的:


“微臣病势垂危,谨伏枕口授遗折,望阙叩头恭谢天恩……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教育文化远逊中华,然驯至富强,俱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重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是恃欤?……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中外臣工同心图治,勿以游移而误事,勿以浮议而隳功,尽穷变通久之宜,以尊国家灵长之业,则微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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