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臣秀吉为何对“南蛮文化”又爱又恨? | 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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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丁三

(本文来自www.77y7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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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天正十五年(1587年)六月十九日,在平定九州、行将统一日本之际,丰臣秀吉突然下达了一道“伴天连追放令”(神父驱逐令),勒令所有西方传教士在20天之内离开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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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命令让传教士们惊讶不已。


远在18年前,传教士们就认识丰臣秀吉了,并且始终保持着良好关系;四年前他在大阪筑城时,还把最好的一块地皮送给教会盖教堂,该堂在当年圣诞节落成,“相当巨大……一时大阪简直成了天主教的中心”;哪怕一年前,他也异常亲切地接见了众多传教士、神学院学生并颁发了两张“朱印状”,一张准许他们在日本传教,另一张则允诺在未来的征服地区如朝鲜、中国传教。


如今,“朱印状”墨迹方干,他怎么就骤然翻脸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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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丰臣秀吉


这个手笔让传教士们众说纷纭。


在给梵蒂冈的报告里,他们寻找了一个最勉强的理由:丰臣秀吉极为好色,在九州期间物色了“几个基督教贵族少女”,这些少女却因为“一夫一妻”的教规躲藏起来,这才导致了丰臣秀吉的恼羞成怒。此后几年,这个说法在西方广为流传。


但执笔该报告的教会秘书、巨著《日本史》的作者路易斯-弗洛伊斯却心知肚明,在丰臣秀吉的一改前态背后,有着深深的恐惧,以及大多数东方统治者对西方的一种无比复杂、异常微妙的心理。


丰臣秀吉与西方“铁炮”



丰臣秀吉对西方的最初认识,毫无疑问是“铁炮”亦即火绳枪。


天文十二年(1543年)八月廿五日,一艘从暹罗(今泰国)开往中国宁波的船只遭遇风暴,漂流到九州南部的种子岛,船上有两个或三个葡萄牙人。对西方人来说,这是在上帝指引下的“发现日本”;但对日本人来说,在“其形不类,其语不通,见者以为奇怪”之外,最让他们感兴趣的就是对方手中所持的“铁炮”了。不久后,鹿儿岛寺僧南浦文之在《南浦文集-铁炮记》里描述了日本人对“铁炮”的最初观感:“长二三尺,其为体也,中通外直,而以重为质……其发也,如掣电之光;其鸣也,如惊雷之轰。闻者莫不掩其耳矣……”


尽管语言不通,但船上还有一些中国人。在与一名自称“儒生五峰”的中国人通过汉字笔谈后,年仅16岁的种子岛领主时尧以2000两白银的高昂价格买下了两支“铁炮”。这两件火器将改写此后几十年的日本历史,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儒生五峰”也绝不是什么小人物,他就是后来纵横中国海域、一度拥众几万人的大海盗头子王直。


“铁炮传来”是日本战国晚期的一件大事。历史学家田中直吉后来感慨:“此枪之传来,发生如何感觉,不难想象。”而对丰臣秀吉来说,对“铁炮”以及诸多西洋事物的喜爱,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


“铁炮传来”时,他还是年仅7岁的“木下藤吉郎”,但他对类似火器绝不会陌生。他的父亲木下弥右卫门曾是一名“炮手”亦即火器手,后来却因伤致残,在“铁炮传来”次年就郁郁死去了。


而在他母亲改嫁竹弥郎、他经常遭受殴打或饿饭惩罚的岁月里,这种比他父亲使用的小型火铳远为犀利的前装滑膛枪已风行了整个日本。


在种子岛工匠八板清定的努力下,第一支仿制“铁炮”在1545年问世,“岁余而新制数十”;各地领主、大名闻风而动,先是与种子岛颇有交情的小仓庄领主津田算长仿制成功,继而,堺町商人橘屋又三郎、鹿儿岛大名岛津贵久乃至幕府将军足利义晴也纷纷加入了仿制的行列;在扩散到九州各地后,大约1546年,种子岛时尧的家臣松下五郎三郎在一次海难中漂流到东海道伊豆州,“自兹以降,关东八州暨率土之滨,莫不传而习之”……及至1556年,当葡萄牙使节费尔蒙-频特拜访丰后大名大友义镇时,他听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据:


“此时日本人断言,于丰后国首府有火枪3万支,我原以为增加如此之多,难于想象,故不胜惊讶。但一些商人与达官显宦称,在日本全岛已生产出30万支以上,对琉球贸易日本人只输出火枪,六次达2万5千支。”


无论丰后的3万支、日本的30万支还是对琉球贸易的2万5千支,无疑都是一些天花乱坠之辞,却也说明“铁炮”已渐渐成为各处军队的重要装备了。


从种种记载来看,在22岁成为织田信长的家仆并升任“步卒头目”后,丰臣秀吉应该是一个长矛手,但他也一次次地目睹了“铁炮”的巨大威力:早在1549年织田信长就仿制了500支“铁炮”,四年后他与岳父斋藤道三在富田见面时,“随从有700人左右……装备着500条三间长的中柄朱枪,以及500数量的铁炮和弓箭”,可见“铁炮”已成为仅次于四间(每间为1.8米)长矛的主要武器;在著名的“金崎殿后”中,丰臣秀吉挺身而出,自愿“殿后”以护卫3万大军逃离绝境,他所赖以击溃敌将毛屋七左卫门并安然脱身的,恰恰是德川家康留给他的几十支“铁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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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日本“铁炮”


不久后的野田福岛之战,攻守双方均以“铁炮”为主要武器,“枪炮声于天际日夜轰鸣,黑烟弥漫大地”。在取得这场当时日本最大规模的热兵器会战的胜利后,织田信长也就渐渐摆脱了众多藩主的合围,从守势转入攻势;及至决定性的长篠会战,由于对方错误地以骑兵冲锋为主要战术,织田信长的主力在防马栅栏后以“三段击”密集射击,虽被突破了两道防线却最终获胜……可以说,倘若不是进入了“铁炮”时代,出身弱藩的织田信长是不可能称雄日本的。


“金崎殿后”改变了丰臣秀吉的命运。在此之前,他出身低微,形貌委琐,绰号“猴子”、“秃鼠”且有着逢迎谄媚的名声;在此之后,他很快成为堪与丹羽长秀、柴田胜家相并列的主要将领,并从两人姓氏中各取一字改名为“羽柴藤吉郎”。


如此一鸣惊人,也就不难想象他对此役的关键利器“铁炮”的态度了。在1582年织田信长死于“本能寺之变”后,他的余生,无论成为织田的继任者、被天皇赐姓“丰臣”还是决心征服朝鲜乃至中国,也无不以“铁炮”为最大后盾……


又何止是“铁炮”?那些年,种种舶来品充斥九州并渐渐流传到畿内、关东,小到西装、首饰、西洋画、玻璃器,大到时钟、八音盒、西洋乐器、望远镜,都成为盛极一时的日本风尚。1569年传教士就谒见了织田信长,据说他此后经常穿西装。出身贫寒的丰臣秀吉更喜欢这些“西洋玩意儿”,在视为奇珍异宝之余,据说他曾绞尽脑汁地想搞明白望远镜、八音盒的原理。在他的晚年,他多以洋货作为赠品或赐品,由此可见他对这些舶来品的喜爱。


但,在年复一年的东南季风中扬帆而来、缓缓驶入长崎港的西洋商船,带来的不仅是那些洋货和他所匮缺的生丝、铅块和硝石,还有在日本四处林立的天主教堂,以及急剧扩大的信教人群。


天主教传入日本



天主教传入日本,在“铁炮传来”六年后亦即1549年。


它与后来被封为“圣徒”的方济各-沙勿略的一次命运性邂逅有关:1547年,作为影响深远的天主教“耶稣会”六位发起人之一,沙勿略已在印度、马六甲一带传教三年,却谈不上有什么大起色;这一天他的朋友阿尔瓦列斯带来了一个日本武士弥次郎,后者因杀人逃亡到马六甲并深感自己是一个“罪人”;在给弥次郎施洗后,弥次郎力劝他去日本传教,恰好不久前他已听说了日本,听说“当地居民求知欲旺盛”,渐渐下定决心;而在一年多的筹备后,1549年4月15日,他终于在印度果阿踏上一艘商船,绕道澳门前往日本了。与他同行的有两个西班牙人、三个日本人以及一个印度人,那三个日本人分别是弥次郎和他的弟弟约翰、仆人安东尼奥(均为教名)……


从印度果阿到日本鹿儿岛,航程高达7280公里。与历时四个月的行程、随时可能遭遇的风暴以及贪婪嗜血的海盗相比,最让人忐忑的恐怕还是那个神秘而叵测的岛国。但作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传教士之一,沙勿略却深信一切皆是上帝旨意,并果真收获了一个个或出乎意料、或当时不为人觉察的惊喜:


先是在几个藩国取得了传教许可。在8月15日亦即圣母升天节抵达鹿儿岛后,沙勿略很快拜访了藩主岛津贵久。作为最早仿制“铁炮”的大名之一,岛津希望这些传教士能带来源源不断的贸易船、西洋工艺,二话不说就准许他们“自由传教”。不久后,平户大名松浦隆信、丰后大名大友宗麟也作出同样的许诺。暮气沉沉、耽于宴饮游乐的山口大名大内义隆,先是下达了逐客令,但在收到大批西洋礼物后也改弦易辙了。这些地方后来大多成为日本天主教的核心教区,其中山口藩的首府城下町是日本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当时已有5万人口并号称“西京”,被沙勿略视为早期的布道之城、“应许之城”。


而在获得传教许可后,一些极为重要的细节和人物也出现了,它让天主教在日本渐渐获得了立足之地。


一个细节是天主教的日本译名。几乎刚刚抵达鹿儿岛,传教士们就将“摩西十诫”等译成日文并在街头散发、宣讲。在一些居民问起教派名称时,担任翻译的弥次郎答以“天竺教”。这究竟是他们从古称“天竺”的印度起航的缘故呢,还是弥次郎有意为之的产物?谁也说不清。但这么一来,许多人以为他们来自佛教的发源之国,代表着最原汁原味、最接近教义的佛学,当然一时趋之若鹜。不久后,在沙勿略途经博多港时,当地崇福寺的僧侣也邀请他讲经说法,可见这个误解流传之广。


一个细节是种种颇具东方色彩的比喻和教义阐释。在崇福寺僧侣盛情招待时,沙勿略拂袖而去,并且很快产生了与比睿山(日本佛教天台宗的总山门)一辩高低的想法,可见他对教义的忠诚和执着。但在宣讲时,他也极为重视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比如著名的“雕刻师”比喻谈道:一个雕刻师伐木做了一尊佛像,他用树叶和树枝生火取暖,用树木的其余部分烤鱼吃,却对佛像顶礼膜拜。难道这部分木头和其它木头有区别吗?为什么不烧了它取暖或烤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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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日本比叡山


由于极为接近佛教禅宗的呵佛骂祖、“劈像为柴”典故,这个意在破除偶像崇拜的比喻不仅没有招致反感,反而广为流传。在城下町宣讲时,一个颇负盛名的学僧就当场附和,并在不久后还俗结婚。


还有一个,就是日渐增多的本土传教士了,其代表人物是教名“罗伦索”的了西。作为一个近乎全盲的琵琶师,了西原本依靠唱曲讨饭为生,但在成为传教士后,他悲天悯人的布道却感动了无数人,几千人先后入教,不乏学者、僧侣、城主、领主等。他是日本天主教在沙勿略之后的又一个启明星式人物,路易斯-弗洛伊斯后来在《日本史》里感叹道:


“正如光荣的使徒保罗所说,为羞辱强者,拣选了最低微者,,全能的神拣选了几乎完全丧失视力、天生容貌奇异的人……”


凡此种种,已大致可见日本天主教的早期面貌。在传教士的清贫力行、日本大众对僧侣们的日渐厌恶之外,从名目、宣讲方式到传教士本身的一概“本土化”,使它渐渐融入了日本社会。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个日本天主教的“命中贵人”也先后出现了:在鹿儿岛市来城,尽管城主新纳康久颇为慎重,但他的家老(家臣首领)、一妻一妾和众多子女却都成为教徒,当然大有裨益于传教;在平户,山田领主安笼氏一家大多入教,其中包括当时年幼、后来继承家业的笼手田安经,以其所辖的仅有2400人口的月令岛为例,在鼎盛时期入教人数高达1800人;在京都,经堺町富商日比屋了珪介绍,沙勿略住在中药商小西隆佐家里并发展他入教,他就是后来著名的“天主教大名”小西行长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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